担任过中国特使的美国人
2017-04-12 2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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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安(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一位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外交特使的一位美国人。

  1820年,蒲安臣出生在波士顿市的一个拓荒者家庭。22岁时,他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846年毕业后,蒲安臣回到波士顿当律师。1848年,蒲安臣进入政界。1856年,担任国会众议员。

1861年春,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因蒲安臣曾发表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被奥匈拒绝入境。于是,林肯总统改派蒲安臣为美国第一任常驻北京的公使。1862年7月,蒲来到北京。

美国政府指令蒲安臣在对待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精明的蒲安臣,将合作”扩充为“既与西方列强合作,也与清政府合作”。“合作政策”的核心有五项,其一,在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各国“协商合作”;其二,为了条约权利,保卫条约口岸,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其三,赞助满清政府“维持”秩序的努力,不干涉清政府对内镇压;其四,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单独的瓜分或割让;第五,在中国用联合外交来代替武力争夺。蒲的这些作法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清朝官员颇有好感。

在具体问题上,蒲的确能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例如,1863年,美国商船“幸运之星”号到达中国沿岸,岸上的人哄抢了这艘船。船主纳尔逊要向清政府索赔经济损失,蒲安臣拒绝为此事向清政府索赔。因为纳尔逊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条约》第13款之规定:“倘商船有在中国所辖内洋被盗抢劫者,……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起赃不全,不得令中国赔还货款。”

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在美国家喻户晓,英国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Wade)当时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将《人生颂》用汉语翻译出来,拿给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看,请其指正。董恂一时技痒,对威妥玛的汉语翻译加以润色并改成七言律诗。当蒲安臣于1865年返回美国做短期停留的时候,董恂特意将《人生颂》的中文译诗写成扇面,请蒲安臣将其送给朗费罗,以示友好。此扇现保存在哈佛大学不远处的朗氏故居

根据钱锺书的研究,《人生颂》是第一首汉译美国诗,也可能是所有美国文学作品中被译成中文的第一篇汉译作品。钱锺书甚至提出《人生颂》的翻译是中国最早的英汉诗歌翻译。

      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也称《万国律例》)是通过蒲安臣的推介而被翻译成中文的。在 1863年,当中国政府在同列强打交道捉襟见肘、进退失据之时,军机大臣文祥询问蒲安臣意见,蒲即推荐了惠顿的书,并安排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着手翻译。该书最后由官方出版。成为中国了解西方国际法及外交的第一部入门书。

    蒲安臣也是把大清学者型官员徐继畬所撰的《瀛环志略》一书介绍给美国的人。徐在此书中称华盛顿为一代伟人。为表彰徐在中国传播美国之功,美国国务院特赠华盛顿肖像给徐继畬。如果中国人访问位于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应该去读一下刻在此石碑之上的徐继畬所撰《华盛顿颂》。美国人愿意把一个19世纪中国官员的文字刻在其国父纪念碑上,同华盛顿英名一样万古长存,应该说是中美两国历史的一段佳话。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蒲安臣与总理衙门充分协调。总理衙门居然指令中国沿海各省全力阻止美国南方其他舰只攻击美国北方的商船及财产,严禁美国南方船只驶入中国港口。这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卷入与中国无关的国际事务。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对大清政府表示衷心感谢。美国著名作家的马克·吐温当时写道:“中国是第一个对我们提供公正友好援助的外国政府,它向到处劫掠的“阿拉巴马号”及其他舰船表示其不支持南方叛乱方,不向它们开放中国港湾。”

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达6年之久的蒲安臣辞职回国。在总理衙门(清廷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他向奕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蒲安臣的这番表态,让处在焦虑中的奕眼前一亮。

当时,正在开展洋务运动的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更要走出去。恭亲王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更为紧迫的是,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

蒲安臣在饯行宴上的这番话,让奕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这既能取得遣使出洋的实效,又可以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获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旋即蒲安臣授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以“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头衔,率大清国第一次外交使团出使各国。

  更具标志性的是,大清本无国旗。蒲出使期间,设计了中国有第一面国旗,样式为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了一步。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

蒲安臣首先抵美国。从旧金山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充分施展自己的口才,热情地向美国听众陈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它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它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充满热情的演讲,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听众。在华盛顿,蒲安臣取得了此行最大的成就——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比较平等的条约。在形式上,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订约;在内容方面,其对等性反映在缔约双方均有设领护侨、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这一方面满足当时美国的需要。同时,清政府则通过这个条约,从形式上获得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其他还有些保护赴美华工、侨民条款。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在结束访问美国之后,蒲安臣使团继续前行,遍访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但欧洲各国显然不如美国对华友好。英国人羞辱他,法国人冷落他,只有普鲁士对他较客气。

蒲安臣心力交瘁,1870年2月18日,在参观完沙俄皇宫回寓所后,蒲安臣就觉得不舒服,又咳又喘,而且感到两肋疼痛。志刚让随团的中医给蒲安臣诊治,结论是“肝郁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蒲安臣夫人请来西医治病,但不见好转。志刚的日记记载了蒲安臣当时的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1870年初以49岁英年死于俄国。去世时还是中国的使臣,还在为中国的外交做最后一搏,可谓为中国捐躯,死而后已了。在获悉其去世的消息后,为表彰其贡献,大清政府赐其正一品大臣。甚至连其遗体也由中国出资运回美国,安葬在与哈佛大学咫尺之遥的奥本山墓地。

中国人喜欢称尼克松、基辛格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与他们相比,蒲安臣才真的是中国人的朋友,别忘了,他还是中国的使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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