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国民党淡化的辛亥元勋
2017-08-12 05: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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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元勋中,有一人很冤。这个人是汤化龙。汤与黎元洪等人一起支撑了革命之初那段最最艰难的岁月,缔造了革命之后的第一个政府,参与创立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约法。然而,因为与国民党中暴烈派的种种过节,被暗杀,“党国”建立后,被逐渐遮蔽和丑化。

汤化龙,1874年生于湖北蕲水(今浠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参加乡试,中举人。汤化龙参加的乡试的题目是“俄立专制,英主立宪,美主共和……试斟酌损益筹所以推行尽善之策”,汤化龙的回答是仿英国立宪。光绪三十年(1904年),汤化龙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中进士后授刑部主事,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进士馆选为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在日本期间,汤化龙不仅学得了现代法政知识,而且结识了一群有志在中国实行宪政的朋友。他与梁启超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两人的交往为日后共同领导宪政运动打下了基础。两年后学成回国,任民政部主事。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为预备立宪而设各省咨议局,鄂督陈夔龙上奏朝廷,请求派汤化龙回鄂筹备。汤化龙回到湖北,先任湖北咨议局筹办处参事,接着当选湖北咨议局副议长,并在第一次常会后当选议长。那一年,汤化龙35岁。

咨议局是清末预备立宪的产物。为适应立宪之后的新体制,国家要有国会,各省要有省议会,咨议局就是最初的省议会。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最先成果,各省咨议局聚集了大批精英人物,尤其是当选为议长的人物,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湖南的谭延凯等,大多成了立宪运动的领袖,汤化龙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当时的清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革命党人在不断地进行起义和暗杀,坚持以武力“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相对保守的开明人士则希望迅速立宪,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经过庚子之乱,又目睹日俄战争的结局,清廷明白了自身的处境,知道置身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是想变也得变,不想变也得变,要么主动立宪,要么等待革命。为避免革命,预备立宪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910年夏季,为推动国会请愿,汤化龙与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8月,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汤化龙任会长。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人都参加了联合会,汤化龙与他们相聚京师,纵谈大计,发表演说,鼓动速开国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的士兵于危急关头被迫拿起枪,一夜激战,在占领武昌宣。革命军如何支撑下去?如何避免被清军剿灭?前途未卜。这时,汤化龙来了。

 

国共两党的历史讲到这里,一般都要说汤化龙是来“窃取革命果实”。但只要超越狭隘的党派偏见,就不难看到,这时候就来窃取革命果实,是否有点愚蠢?因为来得太早了。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由武昌打响第一枪,革命军人总共不到两千人,孤立无援。他们虽然占领了武昌,但总督瑞澂还在江边军舰上观望,随时准备杀回来;统制张彪也没有走远,带兵在城外安营扎寨。只要朝廷的援军一到,他们就要反扑回来,平息暴乱,收复武昌。武昌地处交通要津,清廷的大军很快就会赶来。

     这时,素以领导革命为己任的同盟会领袖,都未赶往武昌,孙文还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离开了打工的餐馆,却并不急于回国,而是游走欧美,直到停战开始和谈,才决定回来。

汤化龙来了,于是有人提议请他做都督。他拒绝了,理由是此时的武昌更需要军事统帅,而他不懂军事。汤化龙的话被许多人记了下来,文字大同小异,他说:革命,他拥护,为革命出力,他义不容辞,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尚不知晓,须要首先通电各省,以求响应,大功才能告成。瑞澂逃走,必有电报到京,清廷必然很快派兵前来,我们要准备迎敌。此时是军事时代,兄弟不是军人,难当都督之任……。他建议请黎元洪来做都督,并且答应帮助劝说黎元洪。

接下来,汤化龙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请求各省响应。电文中说:

 

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名义,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华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昌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澂,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一发千钧,时机不再,伫候佳音,无任激切。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暨全体同人叩。

 

    汤化龙的出山给了革命军人及黎元洪都督很大支持。 革命之后,政府应该如何组织?秩序应该如何建构,汤化龙与胡瑞霖、舒礼鉴、黄中忱等人反复讨论,于1911年10月14日深夜形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第二天交黎元洪认可,成为现代中国政府的第一个组织条例。

国共史家总是站在同盟会或孙中山的立场上,去发现立宪派篡夺权力的“险恶用心”,比如,把“湖北军政府”升格为“中央军政府”,展示了汤化龙等人获取全国政权的设计”。然而,对于同盟会员来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起义都只能建立那个地方的军政府,而不能随便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只能留给孙中山、黄兴等人来建。但是,黎元洪、汤化龙不是同盟会员,没有义务给同盟会领袖保留最高领导地位。同时,作为首义成功的军政府,要号召各省,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条例也不算僭越。事实上,黎元洪等人当时并不太在乎权力机关的称谓,有同盟会背景的人把军政府说成鄂军都督府,他们也并不反对。然而,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独立各省都认可湖北这个首义军政府的特殊地位,并认定它有权代表革命后的中央政府。11月30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第一次开会,首先议定的,就是追认上海会议提出的议案,承认湖北军政府即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行中央最高领导权。后来的国民党史家讲民国总是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而把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看作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就是不愿承认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事实上早已有一个中华民国的中央权力机构。

  为了革命政权的稳定,为了武昌的秩序,为了结束都督有名无实的局面,汤化龙设计了祭天大典。按照他的说法,武昌起义就像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应有隆重的仪式昭告天地,昭告列祖列宗,并誓师以鼓士气。他的提议得到一致赞同,于是筑坛设祭,黎元洪身着都督礼服,在轩辕帝灵位前焚香奠酒,授旗授剑,庄严誓师,然后宣读祭告天地及列祖列宗文。经过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黎元洪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拥有者和军事最高统帅的身份得以确立,责无旁贷地开始行使权力。

此后,汤化龙还与宋教仁一起拟定了《鄂州约法》——中国人告别帝制而走向共和的第一部约法。

    宋教仁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他此行的重要目的,本是帮助黄兴获取革命的领导权,把武昌的领导权夺回到同盟会党人手中。但在到达武汉之后,知道这已经无法实现。所以,黄兴不仅未能做成凌驾于黎元洪之上的“两湖大都督”,反而接受黎元洪的任命,成为武汉民军的总司令,到前线指挥作战去了。宋教仁和汤化龙在日本法政大学前后同学,是很好的朋友。宋到武昌后,住在汤化龙家里。“夜分人寂,对灯促膝,一起拟定了《鄂州约法》——中国走向共和的第一部约法。

 

     除此之外,与黎元洪一起促成了海军反正。武昌起事,清廷马上调兵遣将,一方面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赴鄂,一方面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前来。朝廷当时似乎没有考虑前去平叛的海军将领与武昌革命领袖的关系:萨镇冰是黎元洪的老师,师生情谊使他生怕炮弹击中学生;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弟弟更不忍把哥哥消灭。于是,海军的炮火就成礼花表演,精确地避开了要害目标。然后是黎元洪给萨镇冰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坦陈心曲,晓以利害,萨镇冰心领神会,托病弃军去了上海。汤化龙与弟弟联系,终于导致汤芗铭率领海军起义,把炮口转向了清军阵营。

   武昌起义后外国人对革命军的态度,是因为军政府的表现,而所谓军政府的表现,也就是黎元洪和汤化龙的表现。是汤化龙陪同黎元洪接见国外记者,黎元洪表现得体,汤化龙代黎元洪回答的那些问题,也赢得了舆论的一片好评。

 

     革命之后的权力之争是必然的。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同盟会的领袖都不在场,起义第四天,谭人凤与居正赶到武汉,知道自己已经来迟,权力已经落入他人手中,但仍然在当晚即召集党人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由居正第二天就赴上海,请黄兴和宋教仁前来主持大计。黄兴和宋教仁起义半月之后,10月28日抵达武汉。,所以,宋教仁和黄兴的计划注定无法实现。起义时在楚望台受命的起义军总指挥吴兆麟更是坚决反对,因为他不但不是同盟会员,而且不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湖北的革命党人宁愿拥戴黎元洪,黎元洪在革命中的地位日益巩固,但对同盟会的领导人而言,心中却总是一个疙瘩。直到后来,谭人凤仍然对此愤愤不平:“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帅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再后来,他们主导下撰写的辛亥革命史,总是要强化孙中山领导的那一次次无果的起义,而淡化武昌首义的地位,把辛亥革命的历史向上延伸十几年,讲成一部孙中山的活动史。

其次是革命派与立宪派之争。其实,革命发生之后,一些原先的立宪派投身于革命之中,放弃立宪而拥护共和,已经成为革命派。然而,革命前的阵营壁垒却依然存在,严重影响着革命队伍的团结。革命派没有因为立宪派此时已经革命,就对其一视同仁,即使不得不接受现实,联合他们以实现某些目的,也常常是权宜之计。与此同时,立宪派对革命党人也并非没有成见,尤其是对革命党人中的暴烈派,以及他们所依赖的会党力量,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进入革命阵营,就把他们作为同志,就对他们身上的痞性和暴力倾向表示赞赏,而是觉得他们“行同草寇,万非吾辈所能合作”。

    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革命党人不甘心权力落入汤化龙之手,同盟会的领袖们也不会真正青睐于他。这从许多事都可以看到。后来的教科书把汤化龙等立宪派说成投机分子,根源就在那里。尤其是同盟会系的革命党人,他们错过了领导革命的机会,眼睁睁看着黎元洪、汤化龙这些与同盟会完全无关的人物成了领袖,心里很不舒服。比黎元洪被丑化为“床下都督”更为严重的是,汤化龙被说成了两面派,一边投机革命,一边给清廷发密电,表示自己不甘附逆。为此,孙武甚至曾经打算在一次会议之后将他干掉,幸亏有人劝止。关于所谓汤化龙给清廷的“密电”,过去已经百年,学界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化龙任陆军部秘书长,接着又委以法制局副总裁。前一个职务大概来自黄兴,后一个职务则是来自宋教仁,汤化龙没有就职。

   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根据约定按时辞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时的汤化龙是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临时参议院改选,汤化龙被选为副议长。接下来是全国大选,正式成立参众两院。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

     这时的中国有几位宪政迷,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宋教仁、梁启超和汤化龙。然而,宪政在中国的实现似乎注定艰难,因为无论旧官僚还是革命党领袖,都往往迷恋专制,喜欢为所欲为,而不愿被绊住他们的手脚,更不愿把权力锁进宪政的笼子。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于上海车站,凶手是谁,至今是个谜。消息传来,汤化龙极为悲痛,亲自写了一副长长的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从中可见汤化龙对宋教仁的高度尊崇。

以宋教仁案为由,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汤化龙对此非常反感,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共和刚刚开始,国家特别需要稳定,宋案应该通过法律解决,不应在事情还未水落石出之前就兴兵讨伐大总统。汤化龙的这种选择,像梁启超、张謇、蔡锷等人的选择一样,引起了国民党中暴烈派的强烈反感。

    袁世凯平定“二次革命后”,下令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之资格,理由是他们附逆助乱。作为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虽然对革命党人并无好感,但对袁世凯的做法不予认可,并且劝说大总统,希望他不要使国会瘫痪。作为民国初期致力于推进宪政的重要人物,汤化龙反对“二次革命”,因为在他们看来,进行再革命,本身就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不珍惜,革命之后中国需要的是秩序,是迅速进入民主宪政的正轨,而革命只能给国家带来混乱,甚至葬送革命的成果。他也反对恢复帝制。国民党人因为“二次革命”而离开国会之后,进步党人虽然少了议会中的对手,却要独力承担与袁世凯专制相对抗的责任。当帝制运动加速进行的时候,进步党人就成了反对复辟的主要力量。1915年春,帝制运动初期,汤化龙就想离职出京,苦于找不到藉口。至8月,杨度、孙毓筠等人发起“筹安会”,汤化龙对袁世凯更是大失所望。1915年9月,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策划云南起义,汤化龙也离开了北京,开始了护国反袁运动。他于9月请假赴天津治病,然后书面辞职。辞职之后准备前往日本,但在12月的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云南已经起兵讨袁,立即改变主意,从大连转去上海。1916年3月19日,汤化龙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袁于三日后宣布取消)。在护国运动中,汤化龙还做了另一件大事:他的弟弟汤芗铭时任湖南将军,深得袁的信任。在汤化龙反复劝说之下,其弟终于宣布湖南独立。关于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失败,有“送命二陈汤”之说,“陈”,指的是四川陈宦,“汤”即汤芗铭。因为陈汤二人都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在关键时期,却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护国战争,汤化龙功不可没。

    袁世凯去世之后,南北复归统一,国会重新开会,汤化龙仍是众议院议长。然而,平静没有多久,就发生了府院之争。在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上,总统与总理意见不一,终于使矛盾激化。1917年5月10日,众议院正在开会,一个所谓“公民团”突然冲进会场,宣称必须立即通过宣战案,否则议员们别想走出大门。议会不愿被要挟,双方一直僵持到深夜,段祺瑞才带着警察前来。众所周知,这个“公民团”正是段祺瑞组织的。5月23日,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结果是支持段祺瑞的势力纷纷宣布独立。黎元洪无奈,接受张勋进京调解,酿成一场复辟的闹剧。段祺瑞马厂誓师,粉碎复辟,收复京城,再组内阁,汤化龙再次入阁。他一度坚辞不就,后来在多方劝说之下终于就职。

当一部分议员南下,追随孙中山去组建护法政府的时候,汤化龙继续留在北京。这固然与他对孙中山的不信任有关,更多地还是源于他的宪政理想。尽管北京的段祺瑞没有恢复原议会,但毕竟没废除议会制度,北京政府依然是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而广州护法政府的组建,在汤化龙这样深知现代法理的人来说,却是早已违背了临时约法。也就是说,在南北两个政府之间,汤化龙尽管对北方政府也不满意,但比较之下,还是选择了北方政府。

    众议院的议长如果奔赴南方,那对孙中山是多么大的支持!汤化龙却没有来,而是选择了北方,加入了段祺瑞内阁。尽管时间不长,汤化龙就于1917年底与梁启超等人一起辞职,但南方已经把他当成了重要的敌人。


   1918年,汤化龙决定赴日本和美国考察,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他于6月5日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6月19日抵达加拿大维多利亚港,21日经加拿大至美国。汤化龙先后对波士顿、森波、芝加哥、华盛顿、纽约进行了访问。,受到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在波士顿,由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陪同拜会了美国代理国务卿波克;在纽约,受到纽约市长的热情接待。然后,他经费尔得非亚返回波士顿。8月19日,汤化龙在万国学生会事务所为前来送行的中国留学生讲演,提出了“科学救国,民主施政、平等社会”的治国纲领。《晨钟》报将汤化龙发回的讲稿陆续刊发,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人翘首以盼,希望这位民主政治家早日回国,实施他的理想。

    许多人把祖国由乱到治实现民主宪政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然而,正因为这样,他必然要引起某些势力的注意,灾难即将降临。9月1日,汤化龙在温哥华遇刺身亡。凶手王昌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的党员。

    关于这件事,较早的记述来自国民党人冯自由。他在《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史略》(见《革命逸史》第三册)一文中赞美美洲支部的革命活动,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民国年冬,进步党政客江西人黄远庸游历欧美各国,各报专电均载及之。旧金山党员多向子超先生探询黄之历史,子超先生答曰,黄乃进步党第一流策士,解散国民党及削夺民党各都督皆其主谋,深得袁世凯信用云云。是岁十二月黄自美东到达。旧金山之康梁派宪政党宴之于教板街上海楼菜馆,忽有壮士二人闯入座上,拔枪击之,黄应声而扑,瞬刻身死,事后无人知刺客为何许人。后三年进步党首领众议院议长汤化龙由欧洲抵加拿大之域多利埠,将取道返国,有国民党员理发匠王昌枪杀汤于叙馨酒楼,以目的既达,即行吞枪自杀。此三壮士之志愿,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自兹而后,曾助袁洪宪作恶之研究系交通系诸政客,莫不爱惜生命,视美洲为畏途。其有赴美游历,或参加欧战后华盛顿和会工作者,咸托人至上海环龙路向总理疏通,必俟取得国民党本部之介绍书为生命之保障,始敢安心渡美。

     在广州的孙中山得知王昌的消息,派人把他的灵柩运回广州,尊为烈士,安葬于黄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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