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爱国主义在两次中日战争中的负作用
2017-04-08 04: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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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萧功秦《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缩编)

      泛爱国主义是一个世纪来在中国影响极大的政治思潮。其表现为:强烈的爱国激情,心理焦灼,对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闭视野,虚骄的大言,高调叫战。甲午战争以来,危机压力下的在绅精英与民众,表现出泛道德主义色彩的高调性与激进性。这些特点不但在清末民初,而且在北伐以后,都以不同的形式强烈而鲜明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与历史选择。

甲午战争前后,清末的清流党人“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天下共罪之。”(唐才常语)。清流党人所代表的泛爱国主义,并不考虑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比较,也不考虑这场战争是否能取得胜利,而是根据正义、道德的信条来确定。在他们看来,只有勇于迎战,才是爱国,才是忠于民族大义,否则就是投降主义。至于战争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能否有胜算的可能,是次要问题。而道德、忠于民族大义,才是首要问题,根本问题。中法战争中的张佩论、甲午战争中的翁同和主战的大言高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可泛道德泛爱国主义立场,并在朝野士大夫中取得了绝对的话语优势。

   然而,在当时中国,从总体上看,却缺乏与日本决战的实际军事能力,洋务派的军事现代化效果很差,虽然海军吨位与日本相比似乎差距并不大,但实际军事训练水平,指挥水平,综合素质与实战能力与日本相差甚远。战前李鸿章意识到中国方面军费不足,人才不够,还不足以言战,他预感到前景很不乐观,因此力主议和,但受到大言高论的清流派强烈攻击。在清流思潮占据话语霸权的气氛下,朝野官绅大多数主战,谁不主战,就有被朝野视为名教罪人的危险,李鸿章在朝中孤掌难鸣。从军事理性的角度与从长远民族利益角度来看,在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暂时避战,卧薪尝胆,以积极争取时间,应该更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在当时充满高调虚骄的舆论气氛下,这种选择已经完全不可能。

  连慈禧太后也在这种泛爱国主义的话语压力下,担心自己的统治失去道义合法性而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的态度从主和到主战的转变,就与这种话语压力有关。在甲午战争以后,她曾告诉刘坤一,她之所以主战,就是因为她害怕言官说她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书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

众所周知,这场战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国赔了二亿多两库平银,相当于四十亿美金,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四年的收入的总和。日本藉此巨款,一变而为东亚强国。而中国从此则陷入由贫而弱,由弱而贫的恶性循环。此后,庚子事变后中国对日赔款,两场战争赔款总计达九十亿美元,中国财政状况从此雪上加霜,一落千丈。战后,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吞并,中国不但失去了朝鲜这一屏障,而且,朝鲜从此成为对华侵略最便捷的跳板。中日之间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甲午战争是大清王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如果按照李鸿章等务实派的立场坚持谈判,历史将做怎样的改写?

日本人中相当一部分,在此前曾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受西方势力步步进逼的地位,两国有共同的命运而且唇齿相依,希望同中国团结合作,共同抵御西方各国。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惨,连日本人也想不到,日本强硬派对华侵略所获的大利中尝到甜头与鼓舞。在日本强硬派看来,既然中国是如此不堪一击,那么,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如根据国际通行的“丛林法则”,把中国当作瓜分对象。中国在日本人眼中,从值得崇敬的同文同种的文化母国,一变而为可供扑食的“技穷的黔驴”,这种观念的大转变,就起始于是甲午战争。从此,日本国内充满对华侵略的好战气氛,日本广大国民对华态度也发生重大逆转,此后的日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危险的敌国。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重大变化,从1894年到1900年这六年,连西方人也认为中外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此前,在天津条件之后,欧美国家基本上还是把中国作为外交上的“正常”国家来对待,试图通过通商贸易来实现本国的商业利益。然而,甲午战争以后,西方与日本一样,突然发现中国竟是如此的无能,从此便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实在太不值得了,既然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如此大的优厚的战争赔款,便设法步日本后尘,尤其德国与俄国表现的特别亢奋。

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当时的相当一部分人产生错觉,既然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今又统一了,于是产生自我放大的、“国力强大”的自信,产生扬眉吐气的感觉。社会上可以说充满对对日本侵略野心的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社会上流传着“咱们中国人每人吐一口水都得把小日本淹死”,

对于新生的国民党政权来说,亢奋高调的泛爱国主义,无疑是“民气可用”,政府可以把它作为巩固自身权威合法性的重要精神资源。民间力量与国民政府的力量两者相互激荡。但国家实力却不能与之相应的发展。

国民政府统一以后初期的“革命外交”申张了中国主权。在短时间内单方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关税自主,收回海关,收回法权,并将进一步收回租界铁路及其他权利。外交部长王正廷曾声明:如不能在预定期间内解决,即使全世界为此与中国宣战,中国人也可应付并达到目的,“准备承担一切后果”。

1929年7月,有南京国民党政府支持张学良强力收回苏联实际控制的中东铁路,引起中苏之战而张学良军惨败,苏军占领满洲里与海拉尔,中国在国际上威望大损,也间接引起日本军阀如法泡制侵略中国的野心,这可以说滥用“革命外交”的一个典型例子。

中国积弱多年,国力还远没有真正强大起来,然而,由于是中国是大国,“规模效应”,使得高调者会在民众中获得吸引力,成为民族英雄与民族利益的坚定保卫者。王正廷本是反帝的“革命外交”家,由于在谈判中作出若干妥协,仍然被舆论批评为“卖国贼”、“旧官僚头脑”。

当王正廷以革命外交应对英法,似乎并没有遇到多大的问题。由于英法在一战后国力走向衰落,而且远在欧洲,对于继续维持遥远的中国的既得利益力有所不足,不得不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这又进一步受高调派受到鼓舞,并进而以同样的方式来对日交涉。此时,却引起日本强硬派的反弹。 

1929年7月,日本强硬派政友会田中内阁辞职后,稳健派滨口雄幸组阁,外长由币原担任,币原外交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现状抱同情态度,愿意放松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支配,不采取前任的武力直接保护日本在华侨民的政策,等等。但“革命外交”理念支配下的王正廷拒绝对日本文官稳健派的作任何谈判上的让步。此时的日本相对开明的文官政府已经越来越受到对外扩张的强硬派政治势力的强大压力。当时,日本执行币原对华协调政策的谈判代表佐分利贞男,在内外压力下自杀,王正廷曾在事后收到佐氏的极机密遗书,信中再三告诫王氏,如果中国不让步,必将引起日本舆论界反感,信中还特别提到,最后的结果是,日本强硬派会采取最后手段对华战争,这可能导致中日两国更大的不幸。

日本近在中国邻居,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正处于发酵时期,中国的革命外交,恰恰使日本强硬派势力进一步受到刺激,他们认为,日俄战争中,日本牺牲了十万人的生命,数十亿日元的重大牺牲,好不容易从俄国虎口中为中国夺回东北,战后日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权益与补偿,只得了南满铁路二十四年的租借权,这样利权又要被中国新政权以“革命外交”的方式单方面废止,他们认为,“中国这种单方面宣布条约无效的民族主义举动,使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获得的满洲铁路,旅顺与大连,全部成了革命的对象”。加上张学良对东北日中民间之间大量悬案并没有效处理,中国的“革命外交”,使日本文官政府的稳健派失语,并进一步与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军国主义者形成相互强化的效应。

  日本强硬的扩张派利用中国国内的高调民族主义大做文章,使日本国内的舆论越来越支持强硬派的对华态度,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自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激进分子暗杀以后,在对日本态度上表现得最激烈也最为高调的张学良,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作任何抵抗,而将军队退回关内,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军国主义强硬派得寸进尺的野心。使力求在国际规则范围内保持中日关系的日本文官温和派失语,国民政府也因中国军事力量无法与日本对战,而屈曲求全,中国的苦难由此而步步加深。

  直到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才意识到中国的弱国背景,逐渐放弃了“革命外交时期”的高调的民族主义,当政者从现实利益与本身地位考虑,在态度上走向对日本立场的妥协与内敛。但已经为时己晚,由高调的虚骄民族主义引发的灾难却刚刚开始。

从九.一八到七七抗战以前,一些失意的政客为继续显示其高调风格,中原大战后失败的冯玉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在九一八以后,他的清流式的大言高论在军事上毫无价值,但却在民间赢得“爱国将军”的美名。

  从抗日战争本身角度来看,蒋介石在没有达到最低准备基础的条件下,在强大的的主战压力下仓促决定八一三松沪会战,并因此而进入八年抗战的。此时,国民政府连最低限度的作战准备都没有完成,上海战役的惨败,中国军队在上海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军事战斗力,从上海撤军到无锡的一路上,连原先用来作为第二道防线的军事设施的钥匙都找不到,这样一些比比皆是的具体细节可以看出中国国民政府进入战争是何等的仓促。淞沪战败后,以后八年战争中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直到美国太平洋战争的节节胜利,才使中国摆脱困境。中日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可以用惨烈两字来概括,中国人是以血肉之躯来构筑自己的战争长城。再形象不过地表达了中国抗战的悲壮性。

  泛爱国主义的思维特点是泛道德主义,什么叫泛道德主义?就是把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作道德伦理的标准来判断。泛道德主义就是把不应该用道德来判断的问题,对战与不战的选择,不是根据军事条件是否成熟来判断,而是简单地看作是道德问题与伦理问题。把道德伦理标准泛化。由此产生的观念就是,道德判断干预了军事政治选择。一不主战,天下共诛之,凡是主战者,就是道德的,不主战者,就是“投降主义”、“汉奸”或“卖国者”。这与本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特点等主观因素有关。自秦汉以来,天朝帝国优越感就一直支配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

泛道德泛爱国主义的最大的力量在于激情,然而,道德激情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固然有利于从道德至高点来团结聚合人心,但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务实的理性思考,它会排斥理性功效判断基础上的合理的军事与政治选择。它的激情却又很容易在大众中形成感召力并取得话语霸权。在战争年代对于聚合人心,动员大众参与民族救亡运动的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和平环境下的膨胀,却有着严重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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